中国检察监察网（2021年6月）发表官宣文章《永不叛党不仅仅是一句誓言》，文中提到193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永远开除叛徒顾顺章党籍”的第223号通知，却由此引出周恩来下令杀顾顺章家里十多人的历史旧案。
顾顺章何许人也？
顾顺章，上海宝山吴淞人。1924年加入中共；1926年被派到苏联学习如何做“政治保卫”工作；1930年8月，任中共指挥全国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机构——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0年、1931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当选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顾顺章是中共早期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的元老和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任中央军委特务科科长、中央特科第三科科长，熟悉中共全部安全、保卫、情报、交通等秘密运作方式和活动。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被国民政府汉口警察局局长蔡孟坚抓捕，并向国民政府投诚。但是，他不愿在面见蒋介石之前供出中共高层的名单和住址。4月27日，蔡孟坚派一艘小火轮和一个排的宪兵，将顾顺章押解到南京。
1931年4月25日晚，蔡孟坚连发6封密电至南京的上司，报告顾顺章被抓捕一事。在南京接收密电的，正是中共打入国民政府内部的特工钱壮飞。钱壮飞抢在顾顺章到达南京前，设法通知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并逃离南京。
周恩来得到报告后，以最快速度，组织上海的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重要机关和重要人员转移，凡属与顾顺章有关系的全部切断。包括向忠发（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恩来、王明、博古等在内的中共高官全部转移到新的秘密地点。
1931年6月10日，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南京秘密工作的同志（指钱壮飞）向莫斯克斯（指周恩来）报告，在4月25日有一名共产党员在汉口被捕，旋经证明系中共政治局委员（应为候补委员），并负责特务工作。他愿意见蒋介石及南京特务工作者，并告诉一切，并预备为南京政府工作……”
“起初，我们不大相信此人有反叛之可能。其后，又以为顾某似乎不致立刻全盘托出，所以整个星期是在商谈与谣言之中，而不能决定此事之确否。此种反叛极为可虑，因顾某不但知道所有中国同志之住所，而且还知道克兰莫及坡托歇夫斯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人员）之住宅。几天以内，我们以为警察会到这些地方来，同时做着必要的防备。直至现在，还未见警察巡捕来到。中国同志尽可能的立刻搬家，但是，如果这位朋友将真的将有关地址告之警察，我们的负责同志很可能将全数被捕。但是，这样的情况未有发生。”
据此，直到1931年6月10日，没有发生因顾顺章“叛变”导致在上海的中共高官和共产国际官员被抓捕的问题。
顾顺章家里十多人被杀害
周恩来得到钱壮飞提供的绝密情报后，在组织中共高官转移的同时，组织中央特科一科科长洪杨生等人，带着若干与顾无私交的杀手，对顾的家人实施了暗杀行动。
据参加暗杀的洪杨生回忆，这一行动由周恩来亲自带队，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用绳子勒死的办法。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子内挖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被杀害的人有：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岳母张陆氏，岳父张阿桃，顾顺章的兄顾维贞、嫂吴韶兰，刚从乡下到上海的顾的小姨子张爱宝，顾顺章妻子的表妹叶小妹，顾顺章嫂子的弟弟吴克昌和弟媳（姓名不详），一个男佣（姓名不详），以及在顾家打麻将的客人——国民党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的弟弟斯励等。
当天，在顾家的成年人全部被杀，只有顾顺章3岁的女儿顾利群、两岁的侄儿顾益群幸免于难。顾顺章还有一个小舅子张长庚，因在松江中学住读，不在家，也幸免于难。
上述11个被杀的成年人，并没有做“出卖”党的任何事。他们被杀害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是顾顺章的亲人、佣人或朋友，他们被认为可能知道共产党的部分秘密，会因为顾顺章被捕而泄露出去。
顾顺章指周恩来是杀人恶首
1931年11月29日，顾顺章在《申报》发表“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启事称：“顺章于民国十三年受革命潮流之激动，误入共党歧途，数年来参与机密。鉴于该党倒行逆施，黑幕重重，与本人参加革命之初衷，大相违背，不忍糜烂国家，祸害民众，乃于本年四月间自动脱离共党，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
“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康生当时的化名）等竟亲肆毒手，将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惨杀。而顺章岳母之私款七千余元及价值三千余元之田产单据、亦被劫夺以去。”“似此残酷兽行，绝灭人道，实为空前罕有之惨案。恶耗传来，痛不欲生。现已承蒙国民政府悬赏两万元，严缉该犯等依法究办外，顺章特另行悬赏缉究，以慰冤魂。有人能将该犯周恩来、赵容等捕获解案，顺章当赏洋三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
顾顺章为什么指控周恩来是杀人凶手？原来，顾被捕后一直非常担心家人的安全。后来，他见到小舅子张长庚。然后，让张长庚到街头找他认识的中央特科的人。结果，有一天，张长庚认出了中央特科的王世德。王世德正好是参与杀害顾家人的打手之一。王世德被抓捕后，很快交代了杀人埋尸的具体情况。
王世德指周恩来是杀人恶首
根据王世德的供词，1931年11月23日，上海巡捕房协同上海首席检察官陈满三、检察官丁仕奎以及法医魏立功、姜璇和书记官彭珊等，乘汽车到姚主教路33、37号杀人埋尸现场进行开挖，先后挖出11具尸体。这一杀人埋尸案，经中外媒体广泛报道后，轰动上海滩，震惊海内外。
1932年1月11日，上海《申报》发表《王世德脱离共党紧要声明》。其中写道：“鄙人于民国十六年加入共党。近两年来充任该党中央特务工作。因见于该党之倒行逆施，贻害社会，而复惨无人道，自相残杀，乃于前月向国民党悔过自新，从此脱离共党，谨此声明。再者，上月轰动一时之上海掘尸案，其告密之人名李龙章者，实即鄙人之化名。因该惨案确为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所为，而鄙人亦为当时参加杀埋之一份子，自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后，即将该党此宗杀人藏尸灭迹之秘密残酷行为，悉行指出，故有此次骇人听闻之掘尸案发现。特此附带声明，使各界人士得以充分明了共党之罪恶。”
顾顺章供出了哪些情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强是中央特科第四科科长，陈庚是第二科科长，顾顺章第三科科长。他们三人共事多年，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中共当政后，李强官至中共外贸部副部长。
1983年，李强到上海国际饭店约见了顾顺章的第二任妻子张永琴和顾的女儿顾利群。顾利群回忆说：“他（李强）跟我们谈了一些话。他说现在这个事情已成为历史了，在当时情况下，为了革命的需要，不得已而采取那样的行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可以跟你们澄清：第一点，向忠发不是顾顺章出卖的；第二点，‘伍豪事件’也不是顾顺章所为。他唯一的，就是出卖了关在（南京）监狱里的恽代英，其他的，他没有什么事情。”
周恩来与顾顺章的关系
1927年5月25日，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负责在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共产党活动。同月，军事部成立“特务工作处”，也叫特务科，科长就是顾顺章。
192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中央军事部“特务工作处”改组为中央特别行动科。1927年11月，中央特科正式在上海成立，由周恩来直接负责指挥，下设四个科：一科为总务科；二科情报科；三科为行动科；四科为电讯科。顾顺章兼任三科科长。
1928年4月，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当选中共政治局委员、常委、常委会秘书长；同年11月14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特别委员会，直接领导中央特科工作。
美国华人学者冯胜平经考证认为，顾顺章被抓捕后，并没有马上出卖自己知道的全部中共机密，唯一直接经他指认而遇害的中共要员，是恽代英。顾下决心与中共为敌，是在周恩来指挥中共特科杀害顾的家人之后，而不是之前。这个说法，与上述李强的说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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