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新贵们发迹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居所。其中对住所最“孜孜以求”的，当属王洪文。

他先是在上海康平路得到一套四室公寓，很快就升级为一幢三层洋楼，再后来入住东湖路七号的大别墅——内含游泳池、网球场。即便如此，他仍不满足，一度想让上海市革委会将东湖路电影院划给他作为私家影院。

到北京后，中央为他安排了钓鱼台16号楼，他嫌地方不够宽敞，又派人在郊区新建两栋别墅，建筑面积分别达到700平方米和1700平方米。

姚文元的“搬家史”同样惊人。他一家五口先住进一个有60多间房的四合院，不久便嫌弃“狭小”，换做北京八中隔壁一处拥有125间房的大四合院。为迎接他搬家，仅装修费就花去13万多元。

197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5元，户均收入约1500元——这笔装修费相当于当时北京87户人家一年的收入。

康生则住在竹园四合院——一处原属盛宣怀的府邸，共有115间房子，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建国之初董必武曾在此短住，因嫌太大而搬走；康生却不嫌大，一住便是19年。

“文革”高层新贵们大搞裙带关系。康生之子张子石，从青岛市教育局局长蹿升至山东革委会常委，后又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江青欣赏的京剧演员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坐直升飞机成为文化部长、副部长；王洪文当上中央副主席后，一口气内定了18个副部级以上干部，皆为上海的“造反派小兄弟”。

获得提拔的党羽也懂得“投桃报李”。马天水让上海市革委会财务部门长期给王洪文发放生活补助费，为王秀珍等人专拨“妇女营养费”。仅1974年一年，王洪文获得的特别补助就有4364元，约等于毛泽东11个月的工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警卫局查抄王洪文办公室时发现，保险柜里塞满装着现金的信封，均来自上海一些机关送给他的“生活补贴”；连其警卫员每月也被周到“照顾”15元。

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黄涛，每次进京都必带礼物孝敬张春桥，先后带去200多块高档手表。1976年张春桥女儿结婚，在上海锦江酒店摆宴50多桌，收受大量当时最奢侈的礼品：徐景贤送了一台价值2000多元的西德产彩电，陈阿大送礼金1000元。这些工人农民出身的造反派领袖，掌权不过八九年便腐化至此…

顶层“文革”新贵如此，地方也不遑多让。上海造反派领袖徐景贤一次花费9600元买进口蔬菜；王秀珍为获取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条生产线；陈阿大占据两套别墅，其中一套是上海最着名的高档洋楼新康花园15号。他们对物质享受精益求精，却教导人民过苦日子。吃好穿好会被批斗、剃阴阳头；欣赏传统艺术属于封建余孽；羡慕进口商品是崇洋媚外……他们自己却重金从海外购置物品，窃取文物中饱私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