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入下行期。最直接的后果，不是报表上少几个百分点，而是大批人失去岗位。在中共的话术里，他们不叫失业人口，而叫“待就业人口”和“灵活就业人口”，称呼越来越体面，饭碗并没有回来。
贫穷随即接踵而至。贫穷与失业，从来都是诞生和培育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温床；民粹主义又是专制最得力的帮凶。
经济滑坡的代价，绝不只是节衣缩食。它首先改变的是人心的温度：从忍耐变成怨恨，从怨恨变成寻找替罪羊，再从替罪羊变成一场以“人民”为名的清算。
不患寡而患不均。当比较本身变成日常折磨，中产以上便会陆续被写成新的“土豪”；下一次“打土豪、分田地”，不必再等土地革命的旗帜，怨气本身就会重新激发它。
人在匮乏中，最先感到的不是制度，而是对比。口袋空了，邻家的灯还亮着；自己失业了，有人仍在买房、出国、把孩子送进好学校。这时最容易被点燃的，不是对权力结构的冷静分析，而是一句极具道德快感的话：凭什么是他们？
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原意本是提醒执政者：真正危险的不是人少、不是穷，而是分配失序、人心不安。可这句话一旦落入民粹的嘴里，就常常被改写成另一种逻辑，既然不均令人痛苦，那就先把多的那一头砍平。寡可以忍受，均必须立刻兑现。于是，“均”不再是各安其分、规则公平，而变成对存量的再分割。
贫穷提供燃料，失业提供时间，信息不公提供想象。三者凑齐，民族主义负责对外找敌人，民粹主义负责对内找“内部的敌人”。前者把怒气导出边境，后者把怒气对准身边那些看起来过得更好的人。两者并不矛盾，它们常常是同一套情绪的两个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