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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valen先讲个故事，我在奥克兰当义工，前天我去接一个大伯，他年约七十岁，出生在苏州，是66，67，68的老三届初中生，上山下乡学了几年种田，也拿到了毕业证，然后就以优秀的表现光荣入伍了，退伍后安排了工作，没等两年文革结束了，当时还是小伙子的他觉得在厂里上班不是个事，那时候住旅馆出远门都要要介绍信，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等到改革开放，他嗅到了历史机会，就把家里的房子卖了弄了个门面做布料生意，那时候真叫遍地黄金，政策利好加头脑灵活，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就碰到了苏州工业园开建，里面有个新加坡园区，95年的他就把女儿送到了塞浦路斯留学，普通人能够申领护照因私出国也就是94年的事情，然后女儿出去了十个月就回来了，因为希腊语太小众了。

2000年，他和夫人又把女儿送到了新西兰留学，毕业几年后，女儿就把老俩口接过来了。

这一住就是快20年，现在一切都适应了。

大伯去年十月发现小便颜色不正常，然后去找GP，人家就安排跟他做检测，说如果发现细菌那就是感染了小问题，没发现就问题大了，做了一个星期，很不幸，他是后者。

膀胱癌，幸运的是中早期，很好干预和治愈，我接到他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也已经几乎痊愈了。

我很好奇就跟他了解一些在这边看病的细节，首先费用方面，他从确诊到几次化疗和放疗，总共就出了最开始的20纽GP问诊费，包括他去医院手术，老婆和他一起吃饭都是医院提供的。

按他的话说，医院所有人都是非常耐心和认真，而且笑脸相迎的，他们工作人员就觉得能够帮助到你，你开心，他们也开心。

他感觉到自己被尊重，他也很尊重别人。

因为大伯在国内经商多年，经历的那一套吃拿卡要的特色行事规矩太够了。

包括在我前一天的司机因为有事接送不了他，我们的组织就给他叫了出租车接送，费用一百多纽他们也是一分钱不用出。

他问了我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你看某地方把火箭飞那么高，大工程一个接一个，但你老百姓看不起病有什么用，交不起住院费就得回家，你的家人，你的亲人，你最亲爱的伴侣，父母，孩子，因为兜里没有钱只能回家的时候，你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去，真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

他老婆的妹妹的丈夫，也就是连襟，同时期和他一起确诊患癌，中晚期的肺癌，按理论这个阶段照理的好，活个两年肯定没问题，但是两个月前人就走了。

据称是当时住院，天天照CT，每天去一次，老头精神非常紧张，整个人非常害怕，然后医生各种开药，报销完也花了十万来块，直到最后人已经确实到了最后阶段了，才放弃治疗，咽气走人。

先别说治的怎么样，至少咱可以说，走得是毫无尊严。

家人失去亲人的痛苦是其一，再就是这个治疗给家人的经济负担也是巨大的，我想起了两个月前去杭州旅游，打了一辆滴滴，聊的挺开心，我还以为司机大哥是来杭州很多年的人，没想到大哥说才来一个多月，因为给老婆治病来了，自己跑滴滴补贴点费用，老婆从东北到北京看病，又跑到杭州来，前前后后花了十六万了已经，后面还不清楚是个啥情况。

这些类似的相似的痛苦，本可不必曾受的痛，我在相对宽松的年代，发声多次，为此曾被闭嘴过很多号，而关于这件事，除了少数能聊得 上几句的人，多数的反应都无动于衷甚至投以冷嘲热讽。

“你看活该吧，谁叫你乱说！不整你整谁？”

“你说这么多，又有什么用呢？”

“有空多关心关心自己吧！”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都是有顺序的，你也不看看自己在哪？！”

每当很多人问起来我为何毅然决然离开东县时，我都嘿嘿一笑略带苦涩略带搞笑地说，我性格不适合那里。

是自嘲，不过也的确是事实。我总感觉和那里格格不入，比如多数的人和行事准则，这其实倒和我后来所习染的所谓“腐朽价值观”毫无关联，因为在我对这些东西都没有概念的时候，我就已经那样了。

用通俗的话来说，是“天生反骨”。

我的雅思老师说，她有两个孙子，从小一块长大，两小子由妈妈一起，吃喝拉撒睡都没差，但是有一个很内向，很难见得到笑脸，而另外一个则是整天嘻嘻哈哈，给他买个水枪，里面没装水，他都能对着花花草草猫猫狗狗嗞来嗞去，摔地上了都不哼一声，爬起来就继续嗞来嗞去笑个不停。

她说，他是born happy。

我说，那我是born insubordination.

回到标题，我离开东县来到纽村，宁可端盘子，重新学英语都不肯回去，最基本的原因是我感觉到在那里做人做事，体会不到尊严，这种尊严和薪资，地位，背景没有关联。

我出生于湖北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学历普通，工作环境其实还算不错，自己带了一个频道做访谈，虽然节目盈利模式很传统，但是老板给我们的待遇还可以，反正工作本身算是轻松的，在传统的东县人眼里，我过得绝算不上差，至少相比在纽村做labour活，要体面光鲜不少。

我说的感受不到尊严，是源自于所有的观点和想法，都要经过一个与我们节目内容无关的团队来进行意识形态检查，也就说，有人要拿个刀子把你的脑袋来剜开，看看有什么对集体不利的想法，来进行反复治疗。

嘴巴吃什么可以，但是想说什么就太难了。

每当我有这个想法，我脑袋里都会涌现小时候爷爷奶奶家的猪圈里猪鼻子努力往槽里拱，奋力吃食的场景。

如果我失去了表达的自由，那不就和猪一样了吗？

生而为人，张嘴却像猪，这就叫尊严像苞米，呼的一声撒了一地。

最为痛心的是，还有人冲你喊，有的吃就不错了，赶紧的吧你！

所有人都在努力关心和忙着活下去，他人的痛哭甚至死活，我们是毫不会在意的，再大的风吹草动哪怕血溅三尺，顶多震惊或者木呆一下，就继续埋头吃食去了。

这种现状的起因已经难以分析，两千多年的沉疴痼疾，古往今来的贤者先辈都给不了答案，又更何况我也只是滚滚长江之上一片自身难保的叶舟漂过而已。

当说真话需要勇气，东县的土地上剩下的只能是假话的持有者们，以人之名实则像豕一样活着罢了。

以前我们说，只要还能活着，只要还有口饭吃，东县人就能安稳延绵子嗣，现如今吃的东西都不安全了，东县人也不过是嗷嗷跺了几下脚，带着愤懑但又无可奈何低下头去吃食了。

有人说，我这种在安全的地方怂恿人出头的人最恶了，不就是想吃人血馒头看好戏？

这其实是我最讨厌的一类人，没有之一。

自己不吱声就算了，还不让别人吱声。

我想说，虽然你一直在提醒我放弃自己的说话权利，但我仍然会不计前嫌提醒你，反对是你自己的权利，如果没有人愿意拿起来，都想着总会有人出头那就让他去流血，那么最终的结局就是大家一起沉沦。

既然你们都知道带头会有危险，说明你们对自身遭遇的缘由和现状其实非常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个体就对集体的沉沦负有不可分割和推卸的责任，而非提醒你们拾起权利的我或者别的什么人。

作恶的的确不是你们，但是选择继续食恶的是你们自己。

你们是恶的受害者，也是助恶食己的旁观者。

历史上已早有明证，从来没有任何一头暴熊会认识到自己做错了而良心不安停止暴行，因为能够遏制暴行的，只有你们自己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