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6月社会零售销售增速较5月放缓，餐饮收入、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增速有所放缓。

其中，餐饮收入同比从上月的5.9%降至0.9%，下跌幅度之大令人惊讶。（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更是降至-0.4%），限额以上单位烟酒类零售同比也跌至-0.7%。


为什么会这样，体制内的人都知道，体制外的，则不一定知道——这么一说大家可能都明白了，就是因为空前严格的“聚餐禁令”。

关于这件事情，我想换个角度说一说，就是中国的社会消费结构与政府行为之间微妙的联系。

如果公务消费构成了烟酒餐饮等行业的重要支撑，那么一旦这些“支撑力量”被有意压制，这些行业的萎缩也将是结构性的。

而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行业与地方经济的命运密切相关。

地方财政困难，许多地方政府正忙于招商引资、维系政商网络，而这些活动，往往需要靠饭桌、礼尚往来、甚至“讲排场”来完成。在这些地方，餐饮消费的冰封，实则是社会交往的冻结。

也就是说，看似是个餐饮消费的下滑，背后是整个地方社会信号系统的停摆。

这种关系远远不像西方经济学所描述的“理性个体市场决策”，即人在拥有完整信息、稳定偏好和独立判断前提下所做出的最优选择。中国的消费行为，尤其是在餐饮、烟酒等具有社交属性的领域里，更多体现出一种“制度性消费”或“关系性消费”的特征。

它不是单纯基于价格、效用和个人偏好的理性选择，而是深深嵌入在一个“讲人情、讲面子、讲规则”的社会结构中。人们为什么请客、在哪儿吃饭、吃什么、请谁吃——这些行为不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是为了回应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我需要表达我的态度、展现我的诚意、履行我在组织关系中的“角色义务”。

饭局不是谈判，花了钱请客，就必须帮你办事，这种想法太天真_事情_对方_人家

因此，当政府出台“聚餐禁令”时，这不是简单地抑制了一种消费行为，而是在事实上切断了这种社会规范运作的路径，扰动了人们原有的行为模式和心理节奏。

人们突然不再知道，什么样的聚餐是“可以的”，什么样的请客是“安全的”，什么样的交往会被视为“违规”——于是最稳妥的做法就是不动、不说、不吃。

这其实是一种集体心理的投射：表面上看，每一个人都在谨慎地“自我约束”，但更深层次，是对权力风向变化的敏感捕捉与本能回避。餐桌空了，不是因为大家饿了，而是因为“不确定”开始占据了社会情绪的主位。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就不再是需求的自然外溢，而是一种社会情境下的“政治行为”——消费意味着表态，意味着选择，意味着承担某种后果。而当整个社会都笼罩在“少做为好”的氛围中，消费便也随之沉寂了。

中国的消费，尤其是餐饮、烟酒、礼品这类带有强烈“社交色彩”的消费，从来都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个体”身上，而是深深地嵌入在一张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社会网络之中。

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曾批评主流经济学的“原子化个体”假设，提出“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这个概念被称为“嵌入性”。

在中国，这种嵌入性尤为突出。你消费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在消费过程中重新确认你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和角色——是东道主还是客人，是上下级还是平级，是朋友、合作伙伴，还是某种制度下的“关系户”。

当这种嵌入式结构运行得较为稳定时，社会的经济活动也就维持着某种“默契秩序”。饭局是调和矛盾、增进信任、推动合作的一种非正式机制，它可能不完全合法，却具有极强的社会合法性。

但一旦政策大规模介入，将这种日常交往行为标签化、风险化，比如严禁聚餐、限制烟酒、禁止公款消费，即使出发点是反腐、节俭，也会引发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失衡”——因为不仅消费行为被打断了，人们在“消费中扮演什么角色、遵循什么规范”这套惯常的认知，也随之瓦解。

这里可以引用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概念。他指出，社会存在一种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却能对个人产生强制力的规范结构。比如，请客送礼、逢年摆席、升职喝酒，这些在中国社会中并非个体偏好，而是一种“必须履行的规范”。不请客不是节省，而是“不合时宜”；不送礼不是廉洁，而是“不懂事”。

而当政策以行政手段试图快速清除这些“社会事实”时，它实际上挑战的是社会运行的底层机制，而非表面上的“铺张浪费”。由此带来的后果不是“消费转向理性”，而是“集体行为进入停滞”——饭局取消，会议延后，决策推迟，投资观望，信任机制也断裂了。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则提供了另一个更深刻的解释。他将人类行为归因于“场域”和“惯习”的互动。所谓“场域”，是一种具有规则、资源和竞争关系的社会空间，而“惯习”则是个体在这种场域中长期积累下来的行为倾向、判断标准与应对方式。

在中国的行政体制和官场文化中，餐饮烟酒消费就是一个典型的“场域”——谁请谁吃饭、在什么地方吃、喝什么酒、用什么方式结束，这些都是有规则、有象征意义的。而人们在这种场域中日复一日地参与、适应、演练，逐渐形成了特定的“惯习”。

但如今，整个场域被一纸禁令压缩甚至取消，惯习也随之失效——一个基层公务员不知道还能不能请局领导吃一顿饭，一个地方企业家不知道还能不能跟项目负责人喝一杯酒，整个社会原本熟悉的节奏被打乱，变成一种“不确定的灰色地带”。



布迪厄指出，当场域结构剧烈变动，而人们尚未建立新的惯习时，个体行为就会陷入“失措状态”——即惯习与现实脱节，导致焦虑、回避、观望、甚至被动不作为。今天中国社会许多领域的“冷静”、“克制”、“自我审查”，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种“惯习崩塌后的集体失措”。

而失措的第一后果，就是“消费收缩”。

简言之，中国的消费，并不只是一个商品交换的过程，更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载体，是人们通过消费建立、确认和再生产社会关系的过程。

当政策出于治理需要，试图从技术理性出发，对“消费”这一社会行为做出道德评判与强力约束时，就很容易触动社会心理的底线。

这种集体心理的波动，才是数据里最深的暗流。

如果政策不能意识到消费背后的“社会性”、不能看到烟火气中那张关系网的复杂性，那么，哪怕出台再多“提振内需”的文件，也很难真正激活那种来自人心深处的、愿意走出家门、打开钱包、与人交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