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前三十年的改造，语音基于北京方言的普通话、书写表达标准来自延安窑洞的、经不断革命化提纯的官方现代汉语，以中央对地方、国家对个人、现代对传统、标准对非标准、正确对异端的强力，独占一切现代传播工具，横扫一切公共空间，变成公共交流和表达的惟一格式。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 一个时代，曾如此高效地消灭一种活着的语言，推广一种人造语言：全体国民长时间被组织集中学习，每天开会听报告、谈心得、做检查、大批判……一切个人的时间、空间被尽可能挤占压缩，这种包裹着特定思维方式、历史观、道德观、世界观的语言系统逐渐深植于每个大脑。

它不断侵入和挤占个人领域的表达和思考，完成了对全民感知和表达能力和模式的重塑和同化。成功实现了全民语言贫乏化和空洞化。作为思想的工具，表达的工具，语言的宣教化，不但使人们难于表达与官方意识形态无关的情感、趣味、审美，甚至难于灵敏地感受它。
　　
这种语言的丧失创造力，宣教本身就是个最好例子。——你甚至不难发现，《人民日报》今天的语言远不如文革时期鲜活。“会战”、“战役”、“春风”、“高潮”之类修辞，首次出现是语言创新，泛滥在今天，则是僵尸。今天宣教语言之贫乏，从上到下，甚至语言模式只有清一色的“三个代表”、“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六个确保”……。
　　
这种僵化语言对认识和想象力的无形钳制，首先当然是公共事件，比如我们习惯用“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这个指称，而民间曾广泛通用的“苦日子”，由于无法进入公共空间而几近消亡。而像“解放后”、“改革开放以来”之类指称，甚至从来不曾出现过民间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版本，它的约束甚至体现为，我们试图结构它时，也会自觉以阵营、以意识形态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