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前87年）是西汉第七位皇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但到汉武帝晚年，他建明堂，垒高坛，树“泰一”尊神，大搞顶礼膜拜，并且靡费巨资，多次封禅出游，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莱真神。为了通神求仙，他听信方士之言，把宫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样，还造30丈高的铜柱仙人掌，用以搜集甘露，和玉屑饮之，以为可以长生不老。并任用江充，最终酿成“巫蛊之祸”，逼死太子刘据和卫皇后，受诛连者数万人。

经济上，由于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和肆意挥霍，国库已经空虚。汉武帝用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爵位，允许以钱赎罪，使吏制进一步腐败。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并且愈演愈烈。

军事上，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受命出兵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伐匈奴的前夕，丞相刘屈牦与李广利合谋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后刘屈牦被腰斩，李广利妻被下狱。此时李广利正在乘胜追击，听到消息恐遭祸，欲再击匈奴取得胜利，以期汉武帝饶其不死。但之后兵败，李广利只得投降匈奴。

以上种种打击使汉武帝心灰意冷，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桑弘羊等人上书汉武帝，建议在轮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戍兵以备匈奴，汉武帝驳回桑等人的建议，并下诏反思自己，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史称“轮台罪己诏”。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饲)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赢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2]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

《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见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